军士出征，则受命劳遣，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。

又有主书4人，从七品上。

主事4人，从八品下。

右散骑常侍2人，右谏议大夫4人，掌供奉讽谏，大事廷议，小则上封事。

门下省，置侍中二人为省长，正二品（代宗以前正三品）。

唐高宗龙朔二年（公元662年）改门下省为东台，侍中称左相，武后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称纳言，垂拱元年（公元685年）改门下省为鸾台。

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改称黄门省，侍中称监，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改称左相。

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侍中……掌出纳帝命，相礼仪，凡国家之务，与中书令参总，而颛判省事”。

有门下侍郎2人，正三品，为侍中之副，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。

武后垂拱元年，称鸾台侍郎，天宝元年，又称门下侍郎。

《百官表》云：“门下侍郎……掌贰侍中之职。

大祭祀则从；■则奉巾，既帨，奠巾；奉匏爵赞献。

元日、冬至，奏天下祥瑞，侍中阙，则莅封符券，给传驿。”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，正三品下。

掌规讽过失，侍从顾问。

左谏议大夫4人，正四品下，掌谏诤得失，侍从赞相。

武后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，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，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。

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，铸铜匦四个，涂以四方颜色，排列在朝堂：东方青匦，称为“延恩”，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；南方红匦，称为“招谏”，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；西方白匦，称为“申冤”，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；北方黑匦，称为“通玄”，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。

朝廷派谏议大夫、补阙、拾遗各1人为使者，管理四方铜匦；又派御史中丞、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。

天宝九载（公元750年），唐玄宗以“匦”声近“鬼”，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。

肃宗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恢复旧称。

德宗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，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。

又有给事中4人，正五品上，掌侍左右，分判省事，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。

凡百司奏抄，侍中审毕，则驳正违失。

凡是诏敕有不便者，涂窜而奏还，谓之“涂归”。

白居易在《郑覃可给事中敕》中说，给事中的职责是“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，得封奏之；刑狱有未合于理者，得驳正之；天下冤滞无告者，得与御史纠理之；有司选补不当者，得与侍中裁退之”。

《旧唐书·李藩传》载，唐德宗贞元年间（公元785—805年），李藩任给事中，“制敕有不可，遂于黄敕后批之”。

当时有人对他说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，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？

李藩说，如果用另纸写，便是文状，那能称为拟敕？

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，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“涂窜而奏还”。

白居易所谓“刑狱有未合于理者，得驳正之”，就是《大唐六典·门下省》说的“凡国之大狱，三司详决，若刑名不当，轻重或失，则援法例，退而裁之”的意思一样。

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说，给事中可“与御史、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”，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“三司”，越过执法机构，受理天下冤错案件，听其诉讼，这种制度称为“三司受事”或“三司详决”。

白居易所谓“有司选补不当者，则与侍中裁退之”，就是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所指的“六品以下奏拟，则校功状殿最、行艺，非其人，则白待中而更焉。”这种制度称为“过官”。

又有起居郎2人，从六品上，掌录天子法度。

天子御正殿，则起居郎居左，舍人居右。

若天子有诏命，起居郎俯陛以听，退而书之，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。

贞观初年，以给事中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、或知起居事。

唐高宗时，许敬宗、李义府为相时，为了防止泄密，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，故命起居郎、舍人承旨之后，与百官同出，不得与闻机务。

至文宗大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才诏令起居郎、舍人于入阁之日，具纸笔立于螭头下，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。

此外，门下省还设有录事4人，从七品上；主事4人，从八品下；左补阙6人，从七品上；左拾遗6人，从八品上；典仪2人，从九品下。

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。

城门郎4人，从六品上，掌京城、皇城、宫殿诸门开关之节。

符宝郎4人，从六品上，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，大朝会，则奉宝进于御座，天子行幸，则奉宝随从。

凡命将、遣使，皆请旌、节。

旌以颛赏，节以颛杀。

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，它们均分左、右置，“左”隶门下省，“右”隶中书省。

左右补阙，从七品上；左右拾遗，从八品上，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（公元685年）创置的。

据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，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（公元808年）曾任过左拾遗，他说：“左右拾遗，掌供奉讽谏，凡发令举事，有不便于时，不合于道者，小则上封，大则廷诤”。

“朝廷得失无不察，天下利弊无不言，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”。

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，所以，官品虽低，也颇为时人所重。

从理论上说，谏官的本职，就是建言讽谏，即使言辞激烈，也无可责难，白居易在任拾遗、补阙期间，曾尽其职而力谏，屡次上书言事，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，据《通鉴》卷238记载：“白居易因议事，言陛下错，上色庄而罢，密召承旨李绛，谓‘白居易小臣不逊，须令出院’。”所以，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，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，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。

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，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，白居易激于义愤，首先上书“急请捕贼，以雪国耻”，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“宫官非谏职，不当先谏官言事”，并借机加以诬陷，把他贬为江州司马。

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，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。

三、尚书都省

尚书省置令1人，正二品。

唐高宗龙朔二年（公元662年），改称东台，废尚书令，改尚书为太常伯，侍郎为少常伯，武则天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又改称文昌台，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。

垂拱元年（公元685年）称为都台，长安三年（公元703年）称为中台。

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，位于中书、门下二省之南端，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。

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，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，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，下达到有关部门。

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说：

诸州计奏达京师，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。

凡符、移、关、牒（按：皆公文名），必遣于都省乃下。

天下大事不决者，皆上尚书省。

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，据《旧唐书·戴胄传》记载，唐太宗曾说：“尚书省，天下纲维，百司所禀，若一事有失，天下必受其弊者。”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，也就是说在三省中，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。

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，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

而每部的组织，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，在尚书左右丞下，每部有4个属司，共24个司。

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，掌典领百官。

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，故唐代例不复置。

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。

另有左丞1人，正四品上，右丞1人，正四品下，主持省内日常事务，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掌辩六官之仪，纠正省内，劾御史举不当者”。

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，从五品上，员外郎各1人，从六品上，为丞的助手，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。

唐高宗龙朔元年（公元661年），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，郎中为左右承务，诸司郎中为大夫。

唐初，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，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，正一品的三公、三师不单独设置，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，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，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、中书侍郎以及各寺、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。

所以《唐会要》称左右仆射为“师长百僚，虽在别司，皆为统属”。

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，宰相皆送，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，左右丞、各部侍郎、御史中丞以及四品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，仆射不答拜，可见其威权之重。

自中唐以后，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，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，加上用非其人，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。

据《唐会要》记载，贞观时，唐太宗曾规定：“尚书细务属左右丞，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”。

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，其中左丞统吏、户、礼三部；右丞统兵、刑、工三部。

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，方下达到有关部门。

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，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。

这样，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，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，所以到宋代，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。

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，负责处理全国军政、财文、兵刑、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。

其中吏部掌文选、勋封、考课之政，下统吏部、司封、司勋、考功四司。

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：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，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，吏部听制授官；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、资历、才能、功劳、德行、言辞、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“注批”，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。

四司官员分掌如下：吏部郎中，掌文官阶品，朝集、禄赐、给假告身、假使，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。

员外郎二人，从六品上，一人判南曹，均为尚书、侍郎之副贰。

司封郎中，掌封命、朝会、赐予之级。

司勋郎中，掌官吏勋级；考功郎中，掌文武百官功过、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。

若官员死亡后，史官要为其立传，太常要议谥，若要铭于碑者，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，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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