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山西，由于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、炼焦，昔日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。

距离很多有矿的地方几十里，就可以看到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日，司机们抱怨，每到阴天，公路上能见度只有十米。

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。

很多水库都已经干涸，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，纷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，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，十年前还处处可见的流水如今踪迹全无。

一九九八年，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，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。

为了安抚地方。

国家将大同、阳泉、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。

然而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，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

因此有些人表示不满，“关停小煤矿是对的，该关的要马上关。

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。

即使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，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，国家应该赔偿。

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，那些四证齐全的小蝶窑都是省一级政府批的，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，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？

既然你以前错了，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。

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。”

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，“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，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。”

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，二十多年前，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，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，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，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，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，因为这种安全管理的实质。

其实是人治的法规。

“当法律法规不再为人所尊重的时候。

那么就不能避免出现**。”范无病对此不无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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