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，历数高丽过失，除杀孙内侍、防范使团、疏于防倭、扣留明朝流民等外，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：“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，……正意打细。

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，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，来看我军营里事。

恁透与他消息，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，更折了三千军马。

……又与徐总兵抬茶饭，不是真意，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。

……济州马匹，今日将来，明日将来，闹了一年，将的四个马来了。

不知怎的做事。

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、席来，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。”[35]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。

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。

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。

[36]徐总兵应即徐达。

[37]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，使团、商人纷至辽东。

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，为何又“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”？

其数量太大，只能由陆路运送，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，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。

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，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，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，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，不惜血本，欲助其一臂之力。

惟其乃官方贸易团，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，则“纳哈出的伴当”得以尽窥明军内情。

看来明军占领辽阳，在辽东占尽优势后，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。

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，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，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。

[38]而十二月算总帐，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。

牛家庄之战中，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，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，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，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。

[39]明方既有此教训，除翻脸痛斥外，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。

《高丽史》卷四四载，恭愍王二十二年（洪武六年即1373年）“二月庚寅，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：‘前遣郑庇赴京献马，称到定辽城，有守门官不许入城，曰今奉圣旨，山东新附百姓生受，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。

以此回还。

庇承差进献，今听在号之言，别无官信明文，未委虚实。

如果圣旨，请录全文回视。

’子温至定辽，总兵官使谓曰：‘圣旨高丽使臣，止教海道朝京。

今赉来咨文，畏圣旨不敢拆看。

’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。”显然，明朝方面绝意甚坚。

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：“今后不要海里来。

我如今静海，有如海里来呵，我不答应。”[40]但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，[41]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。

而十月主动断交，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，唯一的解释是，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，决定作出强烈反应。

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初，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、请路、请方物仍旧、谢玺书四表，并请颁火yao以抗倭。

[42]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，拒绝恢复贡物数量，拒绝陆路通贡，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，对其请火yao事回答说：“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，将得十万斛硫黄来，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。

那里新造捕倭的船，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。

……此等之物，处处有之，彼方但不会修合耳。

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。”[43]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，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，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，则一副泼皮口吻，显然已无诚意。

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：“（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）夏四月戊申，帝遣礼部主事林密、孳牧大使蔡斌来。

中书省咨曰：‘钦奉圣旨：已前征进沙漠，为因路途遥远，马匹多有损坏。

如今大军又征进。

我想高丽国已先，元朝曾有马二、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，孳生尽多。

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，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，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。

’”[44]此显然是无理要求，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，拣马何从谈起。

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，正待再次出兵塞北，“如今大军又征进”倒并非虚言。

惟其年初索马，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舰，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、欺凌高丽。

《高丽史》卷四四载，恭愍王二十三年（洪武七年即1374年）“秋七月乙亥，韩邦彦至济州，……只送马三百匹。

……八月乙酉，崔莹领诸军至耽罗，奋击，大破之，遂斩贼魁三人，传首于京。

耽罗平。

……九月甲子，林密、蔡斌等还京师，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，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。

……十一月，……大明使林密、蔡斌还至开州站，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，执密，遂奔北元。”[45]表面上看，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，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，送马至定辽都卫。

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，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，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。

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，早在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。

[46]《高丽史》载朱元璋回答：“其速发兵以讨。”[47]《明实录》载，朱元璋严禁出兵：“耽罗虽有胡人部落，已听命于高丽，又别无相诱之国，何疑忌之深也？

——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？”[48]两者正相反。

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，或为“逃寇以朕命命之，传檄可致，勿用兵。”[49]或为“逃寇可传檄定，其罢兵。”[50]或全同《实录》。

[51]从高丽在洪武五、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，《高丽史》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，实不可信。

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，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，并非为明讨马而发。

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，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，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。

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，今差人索马，数目巨大，由后来林、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。

[52]高丽借机“谢通朝贡道路”，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。

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，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。

则若恭愍王不死，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、蔡等能否到达辽阳，也实有疑问。

要之，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，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、搪塞政策，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。

总而言之，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，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，南北临敌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，后结纳哈出以自固。

明军登陆辽东后，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，对其本土构成威胁，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。

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，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，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。

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，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。

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，高丽乃对元称藩。

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，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，直至恭愍王被弑。

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，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。

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，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，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，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。

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，待国力渐渐恢复，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，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。

看来，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，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，直接影响着明、高丽间外交。

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，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——

[1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，《高丽史》卷四一《恭愍王世家》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。

按：高丽洪武三年始行《大明历》，此仅略言。

[2]《高丽史》卷四一《恭愍王世家》十八年五月甲辰条。

[3]《高丽史》卷四二《恭愍王世家》十九年七月乙未条。

[4]《明史》卷三百二十《朝鲜传》。

[5]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一《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》，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[6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。

[7]苎布系高丽土产，见《大明一统志》卷八九《朝鲜-土产》。

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，见万历《明会典》卷一零五《主客清吏司-朝贡一-东南夷上-朝鲜国》。

此处献苎布于北元，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。

[8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。

[9]《元史》卷一一四《后妃传一》。

[10]《高丽史》卷三八《恭愍王世家》三年六月辛亥朔条，十一月丁亥条。

[11]权衡《庚申外史》卷下，《学海类编》本；《高丽史》卷四零《恭愍王世家》十一年正月甲子条，四月丙子朔条，八月庚戌条。

[12]例见《高丽史》卷三九《恭愍王世家》七年五月庚子条，七月甲辰条；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条等。

张、方与高丽通使皆十次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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