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八章 老兵回忆录

我姓刘，因为生日跟共和国一样，所以叫刘国庆。

我是作为狼牙特种部队中的一员，参加过那场自卫反击战中我们所遇到的每一场战斗。

关于我们狼牙特种部队，大家都对我们的最后一场大的战斗耳熟能详，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详细描述。

但是我想讲述的并不是那场战斗，因为再说一遍就有炒冷饭之嫌。

在我军攻克沙巴之后，我们在那里修整了四天。

在这四天里，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，吃得好睡得好，可以从容地舔一舔伤口，所以大家的战斗精神都很饱满，求战的欲望很高。

唯一与此相反是我们的队长，不是因为队长怯战，相反他决不比我们队员差，单就从他身入虎穴刺杀敌特工军官来就可以看出。

他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，所以他考虑地不单单是完成任务。

有的指挥官有的是勇气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，但现代战争中光靠浴血拼杀是不够的，我们的队长从不愿意拿队员们的生命来换取军功章，在开战之初，他之所以愿意来当我们的头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都能活着回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兄弟。

只可惜，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，最后的损失比他设想的要大得多，以至于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。

不打无准备之仗，每一次行动，队长都会反复地侦察敌情，对地形观察地很仔细，还至少设立三个撤退路线，能智取争取智取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愿意蛮干。

这也是每一任狼牙指挥官的作战原则之一。

我清楚记得我们是在3月4号离开沙巴县城的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军委宣布撤军前的最后一天。

别的部队可以撤退，但是我们不可以，我们还要侦察敌人的兵力的调动的情况，为我军的行动提供情报。

我们是傍晚出发的，刚走出我军的防御范围，天就黑了。

我们都很讨厌走夜路，在大山里夜晚二十米开外，根本就看不清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摸黑前进，因为白天这一段很难安全穿过，只要进入敌人的腹地，那就相对安全得多。

好在这一段路我们走过，白天也对这段地形敌军的防守情况做了反复侦察。

有好几次我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爬着过去的，就是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往前挪，比蜗牛快不了多少。

在夜间山里的气温比白天要低十度左右，但是我们都是汗流浃背。

我是医务兵兼通讯兵，除了战斗装备，我还背着通讯设备和救护用品，有一次我的背包被树枝勾住了，我在休整了几天后有些兴奋地过了头，我一使劲那树枝被拉断了，在黑夜中发出的声响简直就像有人在我耳边大喊。

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心脏咚咚跳，这万一要是暴露了，整个团队就麻烦了，好在队长学山猫叫，敌人往我的身后打了一串机枪子弹后就没事了，其实在黑暗中敌人和我们一样也害怕，在夜间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军规：夜中接敌，一定要趴在地上不动，凡是站着的只管打。

所以敌人也一样，他们不想冒险。

我被分队长狠狠地骂了一通，队员们虽然眼神中表示同情，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错误。

队长安慰我说，提前犯错误好，至少让自己在事情无可挽回前不犯同样的错误。

可是我却很羞愧，我向队长保证说不会再犯错误，队长笑了笑，说他相信我可以办到。

第二天也就是3月5日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深入敌人腹地至少十公里了，再往前就是平原了。

队长让我们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对敌人各进军路线进行侦察。

此时越南北方重镇谅山已落入我手，我东西两线大军已形成对河内呈两边夹击之势，到此时为止越军四大全苏式装备王牌师（316a师，3师，346师，27师）中有三个投放在与我军的作战中，结果一个被全歼，两个遭重创，另外生产师345师被全歼，还有大量的无法计算的地方武装、民兵被歼被俘。

同日夜，越南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河内陷入一片混乱，人们争着往南方跑。

想当初黎笋曾在电台里讲话，说要在谅山与我军决战。

结果谅山只打了一天就丢了，吓的他甚至要迁都。

说实话当时我根本不理解我军为什么要撤军，有狼牙队员甚至鼓动要渗入到河内去，活捉黎笋。

当时我只一个特种兵而已，尽管是排级的特种队员，根本就不可能从战略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3月5日我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，宣布自卫还击目的达到后开始撤军和撤军的期限。

这标志着我军力量的强大，政治上的主动，表明我们北方邻居只是一个“纸老虎”，只会吓唬人，也表明了在中南半岛不是任何一个小国可以为所欲为的。

各军3月4日就接到了准备撤军的命令和我国政府将发表声明的通报。

在军事上还没有停火的情况下，撤军行动要防止敌人反击、袭击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
各部都进行周密组织，规定了掩护部队，炮兵及后勤系统回撤的路线和时间，指定主要干部对后卫部队加强指挥。

但我们仍然在敌人腹地活动，在听到大军要撤退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也感到有些失落，我们是最早出国作战的，执行着最危险的任务，现在要撤军了，我们却还在战斗。

想归想，但是我们却很自豪，有句话不是说过嘛：能者多劳！

我是这样自勉的。

我们在敌人腹地活动了五天，当时敌人的部队已经龟缩到河内，前线只有一些据点还把守着，在我军宣布撤退后，一些游击队开始死灰复燃。

我们碰到一些，只要人少，一律消灭掉，对付这些杂牌军，我们自身毫无损失。

前线由于我军撤退出现了一些空白地带，这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敌人军队调动的情况，大多数是实地侦察，监听敌人电台活动情况，搞清敌人的运动情况，那时候我们通讯员的任务最重要，也是受保护对象，连掩体都是别的队员代劳。

有时候我们也抓俘，通过审问俘虏套取情报。

而敌人在发现中国人“说话算话”，真地撤退了，急急忙忙地召集正规非正规部队去填补空白。

越南《人民报》后来声称：

“当敌人遭到失败而被迫撤军时，我们表示了和平善意和放生的道德。

让它们有条退路而不狙击它们。

当侵略军全部撤回它们国家之后，我们随时准备谈判，以恢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国家睦邻和平共处的关系。

然而，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动势力仍然继续控制北京的政权。

它们并没有放弃侵略和吞并我国的敌视政策和阴谋。

它们等待着我们放松警惕、认不清它们的阴险阴谋和手段，以便它们进行象过去忽必烈父子那样新的冒险行动。”

我们尽量掩藏我们的行踪，不主动暴露我们这支小股部队，直到某一天的下午。

那天下午我们沿着一条公路的东侧山脊缓慢前行。

连续几天长途行军，路不好走，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走山民常走的路，所以大家都很累。

队长看大家太累了，就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下，补充一下水份和盐份还有食物。

水不够了，我和另外一名队员去找水。

山下面的公路旁有一个小湖泊，刚才我们在山上看到太阳照在湖面反射的亮光。

我们两人小心地下去，因为这个湖就在公路的左边，所以我们十分小心，以免公路上万一有敌军发现我们。

当我们准备取水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听到从北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，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公路的对面是一个被大树挡住的小兵营。

开过来的是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，吉普车上押下来两个人，是我军战士，看来他们成了俘虏。

这时候从南边又开来好几辆吉普车，车上下来的都是大鼻子外国人，看样子是外国记者，他们用照相机对着我军被俘战士一阵猛拍。

这是越军宣传他们的“重大战果”，当时我军被俘的只有很少一部人，大多数是掉队的或者受伤的。

当时我们俩都很激动，恨不得冲上去解救我们的战友。

但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，是立刻用随身带的884电台报告队长。

很快队长带着队友们赶来了，队长立刻决定要解救这两位战友，这个决定立即得到所有队员的拥护。

大家躲在湖旁的灌木中商讨作战方案。

队长分析说，这里只是敌军的一个中转站，敌人人数较少，看上去敌人会立刻将俘虏送回后方去，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，以免敌人将俘虏转移走。

我们分队长提出自己的意见，他颇受队长器重，他打仗爱动脑子，跟队长一个样，他的意见队长多半会采纳。

所以说一支部队的第一任主官的风格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支部队将来的作战风格。

我们当时刚知道原来我们分队长的家世很不错，父亲是位将军，但是我们此前并不知道。

队长立刻分配了任务。

我们分队负责正面突袭，要求从湖泊中泅渡到公路边，这是敌人正面，行动一定要小心；一个分队负责绕到兵营后面高地采取火力压制，另一分队沿公路两侧进行侧击和掩护。

只有两个要求，那就是快和隐蔽。

这些外国记者都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，当是与我国是对立的，据说越南当局唯一邀请的西方国家记者是日本共产党的记者，不过战后听说是在谅山死于我军炮火。

这些记者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掩护，一是让敌军有些放松，二是敌军会投鼠忌器，怕误伤这些“贵客”。

负责火力压制的分队绕到敌人兵营的后面，很不巧地碰到了三个敌军在山上巡逻，队友们当机立断，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对手。

要是当时敌军来得及开枪的话，我们的行动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

当其他队员们就位后，我们分队开始行动了，队长和我们在一起。

大家的背包早就交给其他分队的队友，全都是轻装上阵，因为我们要武装泅渡，我们用湖边的芦苇做成吸管，含在嘴里小心地入水。

山里的水水底很凉，我刚下去忍不住打了个冷颤，队长在我后面，他轻声地对我说，只要心里有一团火，忍一忍就好了。

我想他说的也是，我友军战友正在对面接受问询，而且是当着这么多外国记者的面，我们坚决不能让这两位陌生战友受这份罪，所以我就觉得水冷点怕什么？

我们小心地从湖底穿过，等我们到达公路边的时候，我们个个冻得嘴唇乌青。

从水里冒出来，我们整理了一下各自的装备，从队尾向前传递各自都已准备好了的信息。

我们的头顶停的是两辆卡车，上面的士兵现在都跑到兵营那里抽烟聊天去了。

我的一个队友，代号“小刀”是突击手，他和我们分队长利用卡车的掩护，小心地向那辆吉普车摸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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